映象新闻

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

尽管联邦宪法法院在1994年的两个判决中宣称要加强对自由言论的保护，无论言论的内容是有价值的或是无价值的、真实的或错误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 [46]但其人性尊严原理所要求的人格完整性、个人承担责任之涵义决定了其言论自由保障必然较多受到社会规范与社会义务的约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没有对隐私权的保护领域给出明确的内容，而是以对政府消极防御的方式大致划定了一个保护范围。

内在自由的核心内涵在于——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私人领域的不受侵犯性，其实质是关于这个领域的保护与发展的问题。[47] 另外，两国宪法中个人所享有的表达自由尚取决于在诸多案件中与之发生冲突的隐私权的保障程度。(SeeSABINEMICHALOWSKI ORNA WOODS,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The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Published b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Ashgate Publishing Ltd,1999, pp.153-159.)正是因为这个别具特色的人格概念，德国宪法上的人权理论被称为人格主义权利论。[16] 上述特征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有关判决中体现出来，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在人格核心领域有着丰富内涵的自我实现的人之形象。对于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具体规范机制的诠释，两国宪法均以堕胎、避孕、生育权、姓名选择权与性别选择权等判决体现出来，即通过对关涉个人生活领域中重要事项的权利与自由的确认，进而保障个人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与生活状态的选择权与决定权。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试图实现其不受国家和社会约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自由的理念，以确保每个人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达， [44]从而将美国宪法上表达自由的保障推向了极致。[31]因此，当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产生冲突时（如新闻媒体的报导侵犯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法院在两项权利的权衡过程中赋予言论自由以极大的权重，从而起到限制公众人物隐私权、保障言论自由的效果。（6）各级政府及公法人团体达成法定任务之需;（7）其他法律有规定征收之情形者。

在政府本身是用地人而没有征地受益人的情况下，政府承担补偿义务，负责向土地权利人支付征地补偿费，政府就成为实质上的补偿主体。[4]在考默萨看来：土地使用的管制源自对诸多问题的多种担忧，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安全、社区的维护、审美观念、对财政的影响、犯罪、等级和种族等等。只有被征地者得到了合理公正的补偿，政府才可以基于公共用途征收土地。各地大胆改革征地制度，逐步探索出分配两套住房、留地经营、标准厂房出租、股份合作制多种安置途径，稳步构建安置失地农民的长效机制，在让失地农民分享了土地开发所带来的利益基础上，为被征地农民提供了长效生活保障。

此外，土地规划也是解决大规模的、复杂的土地使用冲突问题的有效办法。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产权，土地的盈利能力决定其价格。

因此，为了合理配置我国的土地资源，引导、规范和控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对土地征收权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总而言之，政府行使征地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被征地者没有义务为了公共利益独自承担应为整个社会承担的成本。如果无法找到土地的所有者，则必须在所征土地的明显之处立上征地通告的标示。如果法律把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转让权清楚地界定给承包户，那么农民出让农地得到补偿一定会等于被征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后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非农地的市场价值。

地价的上涨，所有者凭借所有权获取地租，使用者如果有投资，级差收益将由他获得。为此，要通过立法规定补偿标准必须根据被征土地的未来用途、地理环境、质量和供求关系等因素来确定。考虑到土地价格的上升常常是政府投资引起的周边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加之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政府也要投入大量的基础建设资金，因此一部分利益应该归国家所有。{4}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同样是行政征收权力的监督者。

【参考文献】{1}白非，刘振环．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5，（2）。[6]当然，国家对土地市场拥有宏观调控的权力，国家为了保护耕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可以通过土地用途管制、规划管制等手段控制土地交易模式和范围，在公平市场价格的基础上规定最低补偿标准。

为了保证土地裁判所裁决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其组成人员的1/2以上应该由土地管理和法律方面的专家充任，其余由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地决定不能提起上诉，补偿标准是唯一可以上诉的理由。

对公用征收法庭作出的关于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裁判不服从的，财产所有人和其他权利人有权向最高法院提起复核诉讼。特别在下列的情形下，可予征收：（1）为建造或改建供健康、卫生等医疗作用之设施。要通过土地征收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国家强制性征地只能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一般经营性项目用地不能启动国家征地权，{3}而其他目的获取农地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在美国，是否征收和如何补偿的决议通常是由地方议会决定的。这种制约体现为公平补偿原则和生存权保障原则给征地行为规定的相应法律义务。政府运用规划、审批和征地等行政权力来决定土地的供应，调节农地与工业和城市用地之间的关系，人为排除了市场价格机制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转让方面的调节作用，这就意味着政府总是优先选择超低价补偿的机制，借助权力租金而不是权利租金来刺激农地转向工业、城市用地。

[14]如果农民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合理公正补偿之原则下参与补偿方式和数额的确定，那么可以符合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征地补偿总额应该等同于一笔与被征土地等值的资产，其年度性收益能够永久地满足被征地农民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加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属于村委会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的事项，所以村委会与其成员间分配土地补偿费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

[4]立法机关通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是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控制非农建设用地总量的根本保证。耕地开垦费由市县及市县以上政府拥有。

《物权法》在明确了征收前提的同时，从补偿标准和范围方面明确了征收的公平补偿义务。乡村公益事业建设占用农户承包地的，应该比照国家征收土地的办法给予农民公平、合理地补偿。

在英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施的《强制征购土地法》，并经过议会的批准进行征地。如果法院裁定政府违反公共利益目的征地，农村集体组织或农民可以据此申请国家赔偿。还可以通过立法确定政府优先购买制度，以防止集体土地所有者为吸引投资竞相压价损害农民权益。安置补偿费由农民集体和农民拥有。

国土资源部制定的《国土资源管理听证规定》第3条第3款规定，土地承包人对拟征地项目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有申请听证的权利。现有法律在禁止农民承包土地转为非农土地的同时，却规定城市土地和从农民集体那里征收来的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原则，使得政府凭借农地转用的行政垄断权获取城市建设用地，然后将部分国有土地批租给城市二级土地市场、部分留在政府手中划拨，从而形成了行政配置和市场配置相混合的土地资源配置模式，鼓励了政府经营土地的获利冲动，激励各种行政主体竞相成为经营城市土地的牟利组织。

应该规定征收农民承包的土地、自留地、宅基所给予的补偿费为农户所有。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第2款规定：财产征收，惟有因公共福利，根据法律，方可准许之。

[11]总之，给予失地农民的补偿必须能够替代农地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功能，也就是说这种补偿要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保障和相当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规划可能影响到一个公民或组织的生存方式和经营方式，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发展权利。

但是，这只是最低标准，被征地人应该得到土地增值的大部分利益。合理补偿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是，获得补偿后能使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的处境与征地前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被征地者经过补偿安置后其生活水平不会下降。如果法院经过审查，认定征地的目的与公共目的相符，并且所有程序要件都得到了满足，则征地可以进行。按照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土地裁判所对农村集体组织或农民提出的征地不合法、补偿不公平、安置不落实等问题作出的裁决不是终局性的，被征地人不接受土地裁判所有关裁决结果，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参与权和司法救济权的制度安排方面，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土地持有者有参与征地过程的权利。在英美法系国家，征用都是根据议会法案进行的。

一方面，按照世界行政诉讼法理，村民委员会履行某些类似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可以看作是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因此，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世界许多国家都规定法院可以对征收目的和补偿方面的纠纷作出裁决。

{1}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滥用征地权力、违法征地、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屡禁不止。根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后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获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获得25—30％，真正到农民手里只有5—10％。